提起屈楚蕭的名字，大多數人的直覺是“野”。
攝影師和導演們的鏡頭裡，他的臉上總是生出一股無端的野性來，像一個不好惹的“壞小子”，讓人望而卻步。
憑藉《流浪地球》在娛樂圈嶄露頭角的時候，外界說他有一張“野性”的厭世臉，真是老天爺賞飯吃，圈裡太缺他這一款了。
所以，很難想象，這樣一個將張揚不羈掛在臉上的人，內裡竟然也柔軟。
演員屈楚蕭
新片《我要我們在一起》上映那天，屈楚蕭戴著一頂棒球帽，跟來看電影的人一起魚貫而入，在倒數第二排略靠近走道的位置坐下，剛好在我前面。
當影片放到在呼嘯的風雪中迷路的呂欽揚，一字一字按下手機鍵盤，給相戀十年但將要嫁人的女友發短信時，他抓起衣服領子，偷偷抹眼淚。
屈楚蕭看自己的片，哭了。
後來採訪，當我說起這段細節的時候，他臉上咧開了個羞澀的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說，他很不喜歡自己愛哭這一點，真的一點兒都不酷。
他解釋說，《我要我們在一起》剪輯過很多版，那天是他第一次看最後的成片。
愛哭這事隨了淚腺發達的母親，“我也不想，一個男孩子老哭。”其實很早之前，他就意識到這件事對自己表演的影響：演戲要求哭，他自己又想要剋制，強忍著，效果反而不好。
比如被觀眾誇讚的那場火車上分別的戲，現在想起來他還是有點兒不太滿意，他覺得哭得有點“收”著了，“其實還可以更好”。
片中，呂欽揚和凌一堯這對年輕的愛侶沒有被生活厚待，卻有向上的勁頭。他們在工地一間毛坯房裡佈置想象中的新家，在那裡跳舞和彈鋼琴，也在城市的煙花下擁吻。
而現實是一把鋒利的箭，輕易射中了生活的脆弱靶心。呂欽揚先是被好兄弟捲走了工程款，然後被追債、被女友誤會，還要承受女友母親的壓力，他的希望徹底破滅了。
飾演呂欽揚的過程，像是一場圍獵，獵物是呂欽揚，也是屈楚蕭自己。他用“倔強”來概括這個人物，又補充上一個註腳“委屈”，並覺得呂欽揚替他說了很多話。
“很多人都會說，有什麼不開心你說出來，說出來就會好受一點。為什麼說出來就會好受一點？我說出來之後，（別人）又不一定能夠理解我，事情也得不到任何解決，只是再次去體驗一遍（痛苦），所以我寧願不說。”
野性的反面，是細膩、內斂、高敏感。作為演員，屈楚蕭喜歡躲在角色背後，讓角色替自己說話。也正是這樣的特質，讓他能重重地拿起一個角色，然後輕輕放下。
拍《我要我們在一起》時，去內蒙古取景，那裡冷得嚇人，風雪呼嘯，氣溫在零下20℃。但他只能穿一件不太擋風的衣服，也不能戴手套，裸露在外面的皮膚都是僵的，眼睫毛上全是雪花。
問他怎麼克服？他回答說，生扛，用意志力取暖，拍完戲趕緊回去衝熱水澡。
而殺青的時候，他很捨不得。最後鏡頭是在一個小山頭上拍的，拍完之後，屈楚蕭在山頂上吹著風，他記得工作人員拿出來一瓶清酒，酒的名字就叫“殺青”，突然有些傷感。
聊到這部電影的時候，他能說到好多小故事和小細節，雪的厚度、坐火車去山東時的那節車廂、工地上的聲音......這些細膩的東西都與他有關，他為它們的存在，展露真切的、生動的情緒。
他說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細膩的人。
工地上的情書
2013年，網友李海波在豆瓣更新的長貼《與我長跑十年的女友明天就要嫁人了》，感動了萬千網友。工夫影業創始人陳國富便是其中之一，他輾轉聯繫到李海波，買下了電影改編權。
為這部電影，陳國富準備了八年。某次飯局上，他遇到屈楚蕭，覺得劇本挺適合他的，給他講了這個故事，要他考慮出演。屈楚蕭聽完就說，行啊，應下了。
陳國富希望能拍出“煙火氣的愛情”，對他的要求只有兩個字“真誠”，把真誠的那一面交出來就夠了。
為了成為呂欽揚，屈楚蕭下了狠勁兒。電影裡呂欽揚的身份是工人。開機之前，他和副導演跑到山東德州一個工地上同吃同睡了半個月，去接近戲中人物的狀態。
他還記得住進宿舍的第一晚，工地亮著燈，光從外面灑進屋裡，外面“咣咣咣”的施工聲音混在一起，變成了規律的城市節奏。白班工人十點就睡覺了，讓他恍然間有種重回校園的安然。
早上，他跟著工友們起床上班，戴著安全帽，手上一幅橡膠手套。眯著眼睛盯著測繪儀，半晌抬頭往前看看，衝著對講機說話，指揮遠處的工友往正確的方向上靠......
皮膚黑，頭髮亂，沒人懷疑他就是一個工地上幹活的小夥子。這是他最不演員的時刻。
沒事的時候，他和工友們一起閒聊，問想家嗎、想老婆孩子怎麼辦？當時帶他的監理小師傅，年紀還比他小一點，他覺得人家跟呂欽揚很像，在老家也有一個等他的女朋友。
晚上，回到房子裡，他才開始琢磨。工人們吃飯的樣子、抽菸聊天的狀態、酒桌上的表現、把安全帽當成小板凳的習慣......這些細節都被帶到了電影裡。
片中，當窮小子呂欽揚打開自己的櫃子，看到躺在裡面的幾沓錢，又慌又懵，晚上又被邀到高檔飯店裡吃飯，坐在一群成年人中，無所適從。屈楚蕭將一個少年的倔強和成年人的壓抑融在一起，演出了人生選擇的複雜面。
寫信，是他找到這個角色支點的另外一種方式。
當把他丟到工地裡感觸角色的時候，陳國富交給他另外一個任務：以呂欽揚的口吻，每天給凌一堯寫信。於是，晚上別人睡了，屈楚蕭就著頭燈在筆記本上寫，字歪歪扭扭，但感情真摯。
屈楚蕭的手寫信
第一天，他說寫信還挺浪漫的，就是有點讓人緊張，末了說自己胖了希望對方不要嫌棄，並保證不喝大酒不抽菸；
第二天，記錄了一些瑣事，說風很大，他沒出工，下午開了監理會，甲方拽得不行，“我一定好好奮鬥，不學這些討厭的甲方”，但後面又加括號自嘲，“哈哈，這就開始幻想自己是甲方了”；
第三天，報告對方自己學會了挖掘機技術，感受是小時候玩的玩具放大了100倍……
寫完後，他把信拍下來交給陳國富，有時也會收到女演員張婧儀的信，都是以照片的形式。他們兩個人提前塑造了呂欽揚和凌一堯之間的回憶，進入情感氛圍。
屈楚蕭感覺不賴，他喜歡這種到達角色的儀式感。
很多年前，在出演《我的朋友陳白露小姐》裡的陳言一角時，他也曾寫信給陳白露，剖析這個人物的放蕩不羈，說他是如何接納陳言的幼稚、愚妄、自私。
屈楚蕭拒絕完全用自己的風格詮釋角色，更多的時候，他要首先找到角色為什麼會這麼做，再用角色自己本身的方式去詮釋他。
《我要我們在一起》上映當晚，#屈楚蕭演技#的話題高高地掛在熱搜上，但他沒太在意——今年3月他接受導演丁一滕的邀約，出演話劇《我是月亮》，他要把時間精力用在話劇上。
殼變厚了
2013年，屈楚蕭還在四川上高中，他和兩個朋友約定，說一起往北京考。三個人裡頭他是最沒希望的一個，結果那年就他考過來了。
考完試，沒事幹，他就坐公交車、地鐵到處溜達，覺得北京好大。他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北京的地鐵，不論早晚高峰還是平時，每個從身邊經過的人都行色匆匆，氛圍很壓抑，讓人喘不過氣。
後來幾年，他愛上了機車，幾乎成為他的代步工具。愛玩機車的人，大多骨子裡都躁動，嚮往自由，討厭被束縛。屈楚蕭把“討厭束縛”這幾個字明明白白寫在臉上。
2019年，電影《流浪地球》大賣，開啟“中國科幻電影元年”，也讓屈楚蕭成為娛樂圈黑馬。但很快，他因為私生粉的事在微博接連發回懟，還表達了愛豆和演員是不同人的觀點，引起了不少爭議。
一個聲音摻雜著一個聲音，微博不像是能講理的地方，聰明的明星早就熟讀“互聯網傻白甜教科書”，但屈楚蕭莽著勁兒往前衝，最後摔了個稀里嘩啦，不得已沉寂起來。
今年年初，電影《侍神令》上映，口碑急劇下滑，飾演袁柏雅的屈楚蕭受到觀眾最大聲音的批評。他發了一封道歉信，把錯都攬在自己的身上。那是犟骨頭的他少有的鬆軟時刻。
之後，他愈發低調，“野性”標籤彷彿被有意識地抹掉，他一點一點擦除自己的個性印記。
常被用來碎碎唸的微博小號最近一次登陸是今年2月，評論區關閉。微博大號早已停更了天氣預報，歸於一個普通“微博明星”用戶。大多數明星會建微博群，日常降落和粉絲互動，他沒有。
最近這段時間，他出了一首歌《祖傳的宅邸》，編曲和製作人都是火星電臺。
合作契機說來也巧，有一次陪朋友去錄音，他無意中說自己也蠻喜歡唱歌的，對方說那你下次來玩玩看。等下次到了，他重感冒了，依舊去赴約，主唱黃少峰一聽，說這個聲音好啊，於是就一起玩音樂了。
不過之後黃少峰再也沒找到那樣的聲音，因為屈楚蕭的感冒好了。
《祖傳的宅邸》是一首不那麼屈楚蕭式的歌，安靜平和，不燥，沒有鏡頭裡他表現出的那麼多欲望。生活裡細碎的意象，被安靜地展露出來，一點不張揚。
但野性的東西始終藏不住。拍《我要我們在一起》時，部分場景在南京，他反而更喜歡在內蒙古拍戲時的曠野與積雪。
風雪中迷路的那場戲，他驚奇於平原的雪跟城市的雪完全不一樣，那是一望無際的銀白色，腳踩進去能沒過膝蓋。人跡罕至，景色粗糲又廣闊，他喜歡那樣的環境。
自由、野性、不受束縛，其實一刻也沒有離開他。
採訪的時候，我問他這兩年是否變柔軟了，他說自己本身就是柔軟的，柔軟和鋼鐵直男並不衝突。“我一直是一個感情上比較細膩敏感的人，你要說我變柔軟了嗎？我會說我沒‘變’柔軟，因為我本身就是個柔軟的人，反而我現在變得殼有點厚。”
原本，他是一個沒有什麼殼的人。現在，有了殼，上面的刺也變短了，但刺不會消失，它永遠長在那裡。
那天，《我要我們在一起》放映結束，屈楚蕭上臺發言，他說自己最近幾年解決了一些問題，卸下了一些包袱，未來將是一個新的開始。
他愛拍膠片，而有時候人生就像一張膠片，“拍的時候你不知道結果，也許它曝光過度或者它曝光不錯，但等待和期待是一個很美妙的過程。”
他還在過程裡。